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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周密著有《武林舊事》一書，對當時杭州及其附近棕絲蟠紮的規則式盆景有較多的披露。該書卷五介紹“湖山勝概?雲洞園”條寫道：“楊和王府，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凡用園丁四余人，監園使臣二名”。雲洞園規模之大、園丁之多，專進監園使臣，並不遜色于今天的一些公園或盆景園。這是有關鍵紮樹樁盆景的最早記載。 規則式樹樁盆景，在宋人典籍中還有寓居錢塘的歙縣人吳自牧的《夢梁錄》一書。該書卷九“園囿”條載：“錢塘門外溜水橋東西馬膛諸園，皆植怪松異桧，四時奇花，精巧窠兒、多爲龍蟠鳳舞、飛禽走獸之狀，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買之，以備觀賞。”此條恰與《武林舊事》中的記載相互印證，這說明在南宋時期已有蟠結成奇形異狀的遊龍飛鳳“盆窠”，也就是說，當時已有造型彎曲之松、柏、梅之樹樁盆景。 規則式樁景出現後，在古代文人中褒貶有別。明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一書中率先提出非議，認爲：“花木若如時作沈香片者，甚無謂。蓋木片生花有何趣味？真所謂‘耳食’者矣”。明確指出：過度彎曲和紮片，有違植物的自然本性，實無可取之處。當然，最著名的還是清朝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對“病梅”的責難，他在《病梅館記》一文中，以梅喻人，借梅議政，對“斫直、刪密、鋤正，以殲梅、病梅爲業以求錢”的作法，進行了抨擊。發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翻埋于地，解其棕縛。……甘受話厲，辟病梅館以貯之”。激憤之情，溢于言表， 龔老的“療梅”高論，除去其政治意義外，對盆景制作雖有過激之嫌，但也不乏可取之處。筆者認爲：棕絲播紮造型是曆史的産物，它不僅對中國盆景的發展和流派的形成，而且對日本盆栽的發生、發展都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揚、蘇、浙、徽、川、嶺南各流派盆景的早中期階段均有明顯的棕絲蟠紮的時代烙印，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揚、川、徽等流派的重要造型手段。 棕絲蟠紮規則式盆景，作爲個類別是不失其美學和實際價值的。它是盆景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和裏程碑，對自然式盆景的制作也有其可貴的借鑒作用。姑且存此一枝奇葩，用以共同裝點這美好的盆景藝術春天，當是比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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