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巴蜀。唐朝贞观元年（公元６２７年）设置剑南道，所以过去也把川派盆景称为“剑南盆景”。唐玄宗以后，州治改在益州，就是今天的成都市，其所管辖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而且还包括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

　　独特的巴山蜀水，经过漫长的历史流程，孕育出了独特的巴蜀文化。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如果说这些记载偏重于传说的话，那么，广汉的三星堆，就足以证明巴蜀文化的悠久历史，早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到２９００年），四川所铸造的青铜器物如青铜人像，就从未见于其他遗址，其体质特征及其服饰也与华夏族不同；其他器物的形制也多不见于中原地区，虽然某些器物与中原类似，但就其总体特征来看，它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

　　川派盆景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在造型上从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过程，前一个“简”是简单，后一个“简”是简练。同其他盆景流派一样，根据“树姿近画”的造型原理，先有自然类，后来经过模仿老树的姿态和变化，不断总结出了表现这种姿态和变化的技法规律，通过历代盆景艺术家的创造和完善，最后归纳为１０种身法和３式、５型。盆景艺术大师陈思甫在他的专著《盆景桩头幡扎技艺》一书中写道：“若以规律类平技式桩头论，成都和川西地区的主干弯曲、校视下倾的造型，乃是仿照峨山高寒之地长期被积雪压抑的松柏的低矮老态，雪融化后，树梢直立，枝桠由垂转手或略带倾斜状。故尔平枝式规律类型桩头，枝盘渐至盘端往下斜而平整，或技盘基部下倾、盘略下斜而平整。”这说明规律类来源于生活。但它又高于生活，是对大自然的艺术概括与艺术加工，并且进而如古典诗歌的“格律化”一样，使之集中展示传统美学中的基本原则：对称美、平衡美、韵律美，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有统一，活泼而有序，庄重而灵动。“它摆脱了自然现象对盆景艺术的盲目控制，以清醒的理性、充沛的情感统驭着它的反映对象。它一方面再现大自然，另一方面又主动地表现人对自然的审美理想。在艺术形式上，它以严谨的格律作为基本的结构原则，它是盆景中的‘格律诗’。”（唐春来：《规律类树桩美的探索》，载《成都盆景研究》）。

　　正因为规律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自然类随之慢慢“淡化”，只保留了极少数的悬岩式，现在保存完好的“老龄”树桩盆景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清朝末期，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成都青羊宫举办花会（已延续至今），各地的花农和盆艺者都把自己制作成型的各类树桩盆景送到花会上展销，此时的树桩盆景已完全采用“三式五型”的造型技法。迄今为止，四川的树桩皤扎，无论是何种形式，基本上都没有越出这一时期所形成并广泛采用的技法和造型规则。清末民初，成都和各县的著名皤扎艺人约６０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窦禹朋、陈洪顺、张彬如、陈玉山、戴开弟、戴崇光。龚音如、李洪泰、纪成久等。到了本世纪４０年代，自然类树桩盆景重新抬头，但在蟠扎技法上与规律类大致相同，除悬岩式外，一些自然类桩头的造型几乎是一种偶然的“机缘”。陈思甫的父亲陈玉山就是常用一些枝条残缺、不适合制作规律类盆景的树坯，顺势加工为自然类。其后李忠玉及邱开春、王明文等发展了自然类，逐渐成为今天川派树桩盆景的两大主要类型之一。

　　川派山水盆景，虽然远在两宋已见端倪，尤其是安岳县圆觉洞和大足县大佛湾摩岩造像中，飞天与传女手托的山万盆景，已与今天的浅水山水盆景十分相似，但因明、清盆景向树桩倾斜，直到近千年后的四五十年代，才由一批园艺家、画家。盆景“玩家”亲密合作，使之成熟。

　　总的说来，川派盆景的艺术风格：树桩以古朴严谨，虬曲多姿为特色；山水盆景则以气势雄伟取胜，高、悬、陡。深，典型地表现了巴山蜀水的自然风貌。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川派树桩盆景一般选用金弹子、六月雪、罗汉松、银杏、紫薇、贴梗海棠、梅花、火棘、茶花、社鹃等；山水盆景以砂片石、钟乳石、云母石、砂积石、龟纹石，以及新开发的品种为制作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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