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鍬”，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二)全器伪作

全器伪作大约有两种方式：

1、不以真器为模本，而是自行设计形制、纹饰。在设计时可能参考《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著录之图像及铭文，这些书摹绘本已多失真，再加上作伪者又常对器形与纹饰作局部改造，铭文亦多加以杜撰，于是使此种伪器常出现形制、纹饰不合规范，形制与纹饰不吻合及铭文字体、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见于乾隆以前伪器，在《西清古鉴》等书中即可以看到此种器物。如该书之“商父庚鼎”，形制虽无大错，但口下涡纹带间夹以兽面，商鼎纹饰无此种形式，显为伪制；又如“周仲尊”双耳半环式，实是西周期壶形，但耳间纹饰却为饕餮与曲身夔龙，器形晚而纹饰早，圈足上纹饰也为西周时器所不见，铭文亦不通。这种全伪之器，在著录刘体智藏器的《善斋吉金录》中亦有不少，如“子觯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纹饰形式似觚纹，而且带扉棱，皆为西周觯所不见。容庚先生以为伪，甚是。

此种全伪器中，有一著名之器应该提到，即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盘内底有铭文五百五十字，有错金银纹饰。其铭文为刻成，书法拙劣，文辞杂取自散氏盘、石鼓文及《尚书》、《左传》，双耳制造不佳，圈足为焊接，内底呈圆形凹陷。此盘约伪造于乾隆时，曾藏于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国。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以此种方式所作伪器，由于形制合于规范，且往往又于其上创造假锈，故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制品，几乎能乱真。但研究者们经数年探讨已积累了一定的辨伪经验，主要是从青铜器铸作技术角度进行辨伪，其要点可以概括为：

(1)新铸伪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这是因为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葬于土中，多已经缓慢腐蚀，铜质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坏，而伪器无长期腐蚀过程。如陈佩芬先生曾著文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伪制之器，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于有此种现象，故有经验的鉴定者都有用手掂量亦可感知真伪的体会。

(2)用失蜡法(贴蜡法)所铸伪器器表无突起的范线。商周铜器多采用块范法铸造，合范浇铸后，器表多留有范线。用失蜡法制伪器既不用块范，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范线。用此种方法制模，是先于外范上贴蜡，分割成几块，然后拼合在一起。这样在浇注铜液后，即会在器表上看到蜡模拼合处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迹，与块范法铸器凸起之范线形状显然不同。

(3)伪作器多无垫片。古代用块范法铸造，需用碎铜片按一定方式垫在内外范间以固定二者间距离。有的青铜器甚至能在体表凭肉眼看见垫片。但作伪者，特别是早期作伪者，限于对商周铸铜技术的了解程度，一般并不懂得使用垫片，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时期垫片的分布方式，因此垫片的有无与垫片的分布方式可作为判定真伪的的重要参考。关于商周铜器内垫片的分布方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用强度可达200KV的x光透视机对若干商周铜器进行观察的结果，发现商器腹底垫片一般不超过三个，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见垫片。西周时器(如鼎)腹底垫片数目皆多于三，比较常见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纹部分有三个垫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与足间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两个垫片对称排列，此时期器壁上有数量甚多的垫片。春秋战图时期圆形器腹底与器盖垫片也多作有规则的(如呈环状)排列，方形器则不规则。此时器壁较薄，故垫片使用极多。张文并介绍用强力X光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进行透视的结果，知其垫片的分布及其他内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的一样，从而肯定其为真器。

(4)古代以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较严密、光洁，而用翻砂或失蜡法所制伪器表面有时会出现砂眼、缩孔等现象。

(5)新铸伪品所做锈与真锈有区别。古代青铜器长久埋于地下，与潮湿土壤、地下水及其他诸种有机、无机物相接触，表层即会发生化学反应而生锈，由于此种锈是逐渐生成的，故有复杂的层次，诸层次色泽不同，且周围边缘有自然的断面。其质料坚硬，用指甲剥抠不易脱落，用刀剔或用锤敲击后会成片或成块脱落。但假锈是用人工方法在较短时间内造成的，故与真锈在形态、质地方面均有别。

据宋、明、清历代文献记载，假锈的制作有多种方法。如上文提到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即曾讲述时人制作假锈方法是以水银夹锡末，涂于新制的古器上，令匀，然后以浓醋调细砂(按：即氯化铔Salammoniac)末，以笔蘸于器上，调成腊茶面色或漆色，立即浸入新汲水中。不入水即变成纯翠色。

自近代以来，作假锈的方法更为丰富，对于各类假锈之制法，近年来曾有多位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先生作过研究，并指出了识别各类假锈的方法。概言之，有的假锈是用漆调色涂抹在器表制成，其色泽、层次复杂、自然，但不结实且发白，用指甲即能抠掉，用碱水煮，用酒精、香蕉水揩之亦皆可去掉。还有的假锈是用硫酸铜加化学品在潮湿环境下生成，其质地坚硬不易剥抠，但浮薄、层次单调。也有的假锈是将铜器浸泡于醋、石灰、盐水中，再埋入地下，经几年后生成，但其亦层次浅薄，颜色带土气，疏松而不坚硬。这后两种假锈均可用硝酸、氨水揩除，露出铜之本色。

(三)真器作伪铭

凡属此种类型者多是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铭文，而且常选择大口器，如鼎、簋、盘、匜之类，因为于这些器类上后制铭文较容易。前文已提到，于真器上作伪铭，兴盛于乾隆以后。咸丰以前，此方面的名手有陕西的苏兆年(即苏七)及其兄苏亿年(即苏六)、张二铭(即凤眼张)。商承祚先生曾指出，叶志铣藏器中有不少陕西人伪刻之器，朱为弼《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此种伪铭最多。陕西作伪者多在真器上刻铭，可能与该地多有素器出土(秦更年《金文辨伪》)有关。咸丰以后，同治、光绪降至民国期间，山东济南、河北衡水(居住北京)、潍县与苏州也皆有不少作伪铭之好手。乾隆以后于无铭真器上制作的假铭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伪刻铭文虽有所本，但字体、内容与真器器形时代不相合，或铭文自名与器类不相合，出现明显的错误。这是由于作伪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缺乏断代知识所致。凡属此种情况今已较易辨识。例如《善斋吉金录》“诸女匜”，器真，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制，但铭文却属殷代晚期，显为后刻，此伪铭乃转摹自《三代吉金文存》五者婚方觥铭，是书标器名为“匜”，但实是觥，作伪铭者不知，故以其铭文摹刻于匜。又如同书“叔宾父铺”，在西周晚期铺上刻假铭“叔宾父乍宝盨，子子孙孙永用”，以铺为盨，是作伪铭者不懂二者之差异，故露了马脚。再如《善斋吉金录》“中义父鼎”，是在西周早期鼎上伪刻西周晚期偏早之中义父鼎铭，器形与铭文年代发生矛盾。铭文实仿于《三代吉金文存》中义父鼎铭文。

二是真器与伪铭时代大致相合，伪铭亦有所本，但字体较松散、呆板，没有真铭之神态。此种伪铭如与其所本真器铭相比较，其为伪刻可一目了然，如《善斋吉金录》“白色彝”，器形为西周早期偏晚之簋，铭文六字为后刻，实转摹自《簠斋吉金录》鼎一五之铭文，两相对照，簋铭之伪即很明显。

战国时期兵器本多刻铭，故作伪者多喜将无铭之战国器上加刻伪铭，且亦多有所本或略加改动，但伪刻字体笔画往往显呆滞且间有错字。

三是于真器上加刻伪铭，并无所本。纯出于杜撰、字体往往拙劣，文词亦多不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周弦纹鼎，器真属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上伪刻六字，几不成字，为伪刻中下乘之作，且字体原欲仿商器，亦与此鼎制不合。又如《善斋吉金录》之“霉斝”，鋬下、柱上有铭，但字体松散无章法、且柱上误将“彝”字写成似“霬”的字。再如戈铭，是在战国时戈上加刻之伪铭，字体死板并有错误，且“孝于大宗”句只适合用于祭祀所用之酒食器及乐器，亦不适合兵器。凡此违背器物性质、用途的铭文均属伪作。

在此种后刻伪铭中，多见仿宋人金文著录著作中已变形的书体，笔道末尾作尖头，笔画软弱无力，且时有错字及不辞之处，凡此多属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难辨识。《善斋吉金录》中所收之“齐侯豆”，是在战国铜豆上刻伪铭，文字可能参考了齐侯敦，但文句出于杜撰，字体亦近宋人变形体，且多有讹误。

除以上在原无铭的真器上刻假铭外，亦有的作伪者在真器原铭前后又增刻伪铭，此增刻部分笔法、气韵均与原铭不符，且伪铭为刻成，与原铸铭字口及锈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之遂启祺鼎，原铭九字，于道光年间该铭前后被作伪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个字。
对于伪刻铭文的辨识，上面讲到要从内容、字体等方面着眼，但当作伪技术较高或作伪者对青铜器属内行，以上两点无明显错误时，判断是否伪刻，即需要仔细观察笔刻、字口。凡铸成的真铭文如是阴文，字口与横直交接处均较圆，字口内锈色与素地相一致。但伪刻铭文字口多方直，由于使用錾子而留有痕迹，且必然损伤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锈与原器素地亦不相协调。

由于刻铭存在以上致命弱点，所以进入民国后，作伪者开始采用腐蚀方法作假铭文，即先在器表涂蜡，再于上刻字，然后用硝酸或三氯化铁之类腐蚀字口，使器表形成阴文。这样做出的伪铭不再有刻文那錾痕，但由于涂腐蚀剂时，有时在量上会把握不准，例如涂的不匀称，会使字口深浅不一，甚至有断笔。而当腐蚀过度时，又会使铭文臃肿不堪。这种假铭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斋吉金录》中的师麻孝叔簠、申比父豆。又如罗福颐先生所指出的伪铭，此铭即因腐蚀过度，文字已粗笨无笔法。近年，又有学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兮甲盘”，将此器形制、铭文与《商周彝器通考》所载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铭文相比照，断定其器真而铭伪，伪铭即是用腐蚀法做成的，而且可以看出有笔划不连贯，缺笔划或过于粗肥、臃肿之毛病。

(四)真器后制伪纹饰

此种作伪类型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与在有简单纹饰的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其中比较好辨识的是，作伪者对青铜器纹饰之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故而“张冠李戴”，如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纹饰。但亦有作伪纹饰与器形时代大致相合的，此种伪纹饰如刻工技术不高，纹饰形象与商周铜器纹饰不合，亦较易辨认出来。但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伪制纹饰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梦帏草堂吉金图续编》二十四之果尊，原素面无纹饰，1946年入北京厂肆后被作伪者在尊腹刻纹饰一圈，由于刻工甚好，如不与原器相比较即难以辨认。所以遇到此种情况，判定纹饰之真伪即要审慎，需对纹饰制作手段作精细的考察。伪刻纹饰具有与上述伪刻铭文相近同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破绽，仔细观察是可与铸成的真纹饰相区别的。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多有三层花(如地纹最低，主纹饰高出地纹，而饕餮纹之类的目纹又高出主纹饰)，这是伪刻纹饰难以作出的。少数伪刻纹饰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錾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的纹饰是用铜片或锡、铅片焊贴上的。据程长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觯”纹饰即是用锡或铅片贴成，但花纹粗糙、死板，与殷代铜器纹饰的风格难以相融。

近代各地区的仿古作伪

各时代有各自的仿古作伪特征，这是判断年代，辨别真伪的关键。而近代各地区仿古作伪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将各地伪器按制作地称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下面将近代各地区作伪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一)近代苏州民间仿古作伪。

苏州是近代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之一，伪造银器的历史要早于北京。晚清至民国期间，苏州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骆奇月、金润生。整器皆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他常语仿作熟坑的器物。刘俊卿则常仿作生坑器物，同时还加入铁锈。周、刘作的伪器流入国外者不计其数。苏州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仿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得精致、避真。
2．胎质的合金成分与北京不同，冶铜时一般都加入银元或银元宝，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闪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颜色作出来的。
3．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无垫片，器身常出现—砂眼。
4．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5．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6.铭文錾刻得较深，而且规整。
7.器物的口沿、扉棱的边缘及棱角发硬，缺少圆润柔和之感。

总之，苏州的伪器在铜料、皮色、锈斑、铭文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铸造技巧较之潍县造精细得多；仿熟
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伪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二)近代潍县民间仿古作伪。

山东潍县仿古铜器约始于400年前。清代老艺匠相当多，如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有擅刻细笔道铭文、又能翻砂制镜范的王荩臣和他的儿子王海等，共十几位。潍县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的特征。
2.采用组装法，耳、足、身等分铸，再用焊锡将其组装成器。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3.有的用蜡模翻铸，铸出的器物壁厚体重，有砂眼。
4.作锈方法系先用盐酸浸泡，埋人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如前述故宫藏民国仿周代方盉就是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锈，锈层浮薄、松软，没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兽纹是周代没有的。
5.潍县老艺人王氏父子伪刻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不是眼力好的古铜专家，很难看出破绽。故宫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残鼎，残高21．2厘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厂“尊古斋”看见了这块方鼎残片，上有5l字铭，铭文内容文理驳杂，布局结构松散，字体呆板，笔画粗，显得臃肿。遂问老板黄睿从何处买到这真片假字的残器。黄说王海欠他二百多块钱，无钱偿还，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残片顶债。并说字在器上看还可以，拓出来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显露。粗笔道是王海想仿刻铸字，但效果不佳。残方鼎的铭文仿西周后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纹又是周初的特征，二者不能统一。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先生曾经说过：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气，一字有一字之气。伪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气和韵味是刻不出来的。

（三）近代西安民间仿古作伪。

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在真器上錾刻伪铭便始于西安。清咸丰二年（1852）刊刻的《长安获古编》卷2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知县刘喜海甚好古铜，对有铭文的古铜加价收买，而无铭文之器却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带的古董商设法在我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刘氏所好。从此，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近代西安仿古作伪的基本情况是：

1.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2.作锈方法系将伪器埋入地下若干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器的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3.突出特点是在錾刻伪铭方面。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的，还有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是西安錾字作伪的巧匠，多在诏版、量器上刻伪字。《金文著录简目》中著录的番仲吴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干坑器物。西安所出于坑器皆无地子，仅一层薄绿锈，粗糙。此鼎原无铭，现有18字铭，容庚先生认为是“凤眼张”伪刻的。故宫藏有—件西周初期的兽面纹盂，高26、宽39.8厘米，重6．78公斤。此孟现有铭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铭移刻的，字刻后进行过腐蚀，破坏了原来的氧化层，同时铭文第二行正数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数第二字之间有錾破补痕，字旁有锈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铭文却是春秋时期的特征。此器也是西安作伪铭者所为。

(四)近代北京民间仿古作伪。

北京是近代民间仿古作伪的重要基地。所谓“北京造”，为迎合外国古玩商的需求，尽量作的华丽、精巧、形制奇异，地字、锈斑也很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北京伪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歪嘴于”，曾与清宫太监们一起修理过铜器。辛亥革命前后，“歪嘴于”故世。他的技术、字号都由得意门生张泰恩继承。后来，张泰恩将字号改为“万隆合”，人称“古铜张”。他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和翻砂，技艺颇精，生意兴隆，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伪器。他门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业就者有7位：张文普、贡茂林、张字英、张书林、王德山、赵同仁、刘俊卿。他们和张泰恩一样，都是河北衡水县人。近代北京民间铜器作伪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他们的制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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